又一次漫长的出差之后，阿来回到成都的家。首先迎接他的不是接风洗尘，而是牙医的钳子。66岁的他一口气拔掉了三颗坏死的牙齿。
以文字为生的作家说不了话，有点像他的小说《尘埃落定》里的二少爷，观看喧嚣，在脑海中构建一个庞大的世界，然后沉默。
往年这个季节，阿来都会进山，因为山上的花开了。但是今年的4月和5月，他错过了花期。他的行程被排得满满的，马不停蹄在全国参加各种活动，往往只来得及回家换一身衣服，又被催着赶路。
4月，他的新书《大河源》出版，这是他用两年时间重走青海河湟地区后写的非虚构随笔集。他在后记中说，写此书的目的是“为黄河源立传”。
“知所从来，为的是知所从去。”他说。
作家阿来。
寻源
身为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阿来公务不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两个小时里，他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三次，不断有人来请示工作，或找他签字。阿来训练自己，培养出两套思维模式，开会是一套，抽支烟喝口茶，回来写作是另一套。
年轻时，阿来喜欢熬夜写作，现在他宁愿在上午把自己的写作指标完成。他训练自己能在碎片时间中写作，能写一个小时，就写一个小时。
阿来一边说话一边吸烟，手会不由自主颤抖，据说那是年轻时开拖拉机受伤留下的后遗症。脚上穿一双磨损严重的登山靴，是他在高原采风时穿的，鞋面被流石滩的碎石划得破破烂烂。他一本正经地说，合脚了，就可以信任这双鞋了。
时间回到2022年。车行驶在若尔盖草原的旷野中，星星点点的湖在草地间闪烁，纵横的河流向远处蜿蜒。同行人一路歌唱：“天边的若尔盖，在所有的鲜花未有名字之前。”
这首歌改写自阿来所写的诗《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那是1989年，30周岁的阿来在草原上游荡，尚不知命运对他的安排。1994年5月，他开始写作《尘埃落定》。六年后沪深优配，他成为茅盾文学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
63周岁时，阿来重回草原，在河流间寻找黄河的源头。
寻源起始于青海省玛多县。在藏语里，“玛多”就是黄河源头的意思。在这里，硕大的黑色牛头碑分别用汉文和藏文标记着“黄河源头”。但即使有黄河源碑，就是真正的黄河源头吗？阿来心中怀疑。
多年来，关于黄河的真正源头究竟在何处，一直都存在争论。学者葛剑雄在《黄河与中华文明》一书中提到，从1704年开始，中国的河源考察已经取得了正确的结果：河源为三支，北支是扎曲，西南支是卡日曲，西支是约古宗列曲。2008年，三江源科考队通过GPS和水文分析，最终确认卡日曲为黄河正源。
2023年6月的一天，阿来一行开车行至约古宗列曲盆地，就只能离车徒步了。冻土被风吹裂，泉眼在新绿中微微漾动，溪水叮咚作响。这就是黄河西源。
阿来站在泉水前，身体微微震颤，这是前所未有的感觉。他在书中写下这巨大的欢愉：“清澈纯净的水，从湿漉漉的草间，从湿漉的泥土中，无声沁出，微微漾动，停蓄在那个泉眼中。这就是黄河最初的第一滴水，第一汪泉！一瞬间，我的身体有滋滋作响的电流穿过。”
曾与阿来同行十余天的作家徐剑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到了黄河的源头，那个小池塘就像地球的眼睛，很难想象大江大河就此奔涌而出。
一行人在寂静中默立，阿来打开了从四川带来的美酒，一“酹”河源。徐剑觉得，对母亲河的那种敬畏和热爱凝结在阿来的心中。
“我在重新诞生”
或许是出生在阿坝这样自然力量强大的地方，阿来更偏好雄健和壮美的风格。惠特曼和聂鲁达是他自青年时期起就钟爱的诗人，前者和他一样出身贫寒，四处游历中感受美国；后者更厉害，把整个拉丁美洲都当成自己的故乡在写作。
瑞典汉学家、翻译家陈安娜一直非常喜欢阿来的短篇小说，认为其中有一种特殊的安静，一种寂静，一种梦幻迷离的特质，“他让我们看到一个不同的中国”。
阿来的母语是藏语，上学后才开始学习汉语。小时候，阿来经常做一种噩梦。看不懂的算术符号像立体的泡沫一样从天而降，压在身上喘不过气。直到小学三年级，脑子里“嗡”一声顿开，所有不懂的“主义”和“概念”都懂了，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汉语世界。
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没有考上自己最想去的地质学校，读了县里的师范中专，毕业后成为乡村教师。20多岁的他书教得好，在县城中很有名，当上了阿坝州政协常委。偏远县城的生活是贫瘠的，阿来只能沉溺于阅读和音乐中。
1982年，他发表了第一篇诗歌《振响你心灵的翅膀》，署名“杨胤睿”，杨是他的回族父亲的姓。诗越写越长沪深优配，他开始写小说，署名变成了“阿来”。这是他的藏族母亲起的名字，意思是“刚出土的麦苗”。
在他早期的短篇小说《血脉》里，有一个拥有“多吉”和“亚伟”两个名字的少年，从小感受到身份撕扯的痛苦，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少年多吉自嘲，自己是少数中的少数，“有点像家乡一带食箭竹为生的熊猫”。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尤其喜欢阿来的这篇小说，认为它“潜藏有阿来以何写作与何以如此写作的渊源”。在她看来，正是只能作为口语运用的母语藏语和习得的作为书写语言的汉语，使得阿来的小说烙印着深刻的个人印迹。
1989年，阿来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那一年，他30岁，突然开始思考一些离日常生活很远的概念：国家、民族、社会和自我。一次参加贡嘎山的活动之后，返程中，他突然不想再回成都，因为回去又是到作协开会。
他把皮鞋脱了，换上现买的旅游鞋，顺着大渡河往上游走。一双鞋走坏了，就再买一双鞋，漫无目的流浪了一个月。
那时，他白天看宁静的花草，晚上读残酷的土司历史。他随身带着一卷聂鲁达的诗歌集，骑马和徒步都背在背上。他喜欢那样的风格：宽广、舒展、雄壮，任何时候都不被令人悲伤的事实所压倒。那不是简单声张的乐观主义，而是出于对人性与历史的信仰。
途中，他写下了长诗《群山，或者关于我自己的颂辞》。漫游回来后，他在香烟盒上写完最后一章：“我在这里，我在重新诞生，背后是孤寂的白雪，面前是明亮的黑暗。啊，苍天何时赐我以最精美的语言。”
他更清晰地认识到自己与这片土地的血脉联系，也对那些深植于土地、充满原始生命力的故事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他开始调查18家土司的所有历史，以至于后来比土司家族后代还讲得更清楚。他不仅研究制度，还实打实考据生活的细节：器具、服装和饮食。
1994年春天，他开始写作《尘埃落定》，写到冬天白桦树的叶子掉光。书稿完成后，辗转于出版社之间，屡屡遭拒。他不肯修改，说“除了错别字，别的不改”，也不肯带着小说去北京“拜山头”。他相信，这部作品自会有出头之日。
“文化商人”
那时，一条意想不到的路径摆在阿来面前。他被借调到《科幻世界》杂志当编辑，一年后，他升任主编，后又当了社长，成为一个“文化商人”。手下的人经常跟他说，我们应该为读者考虑，为读者服务。阿来生气了，把编辑拉到落地窗前，指着成都人民南路高楼大厦下的人群说：“14亿人里，我们的订阅读者是40万，那么你来看，这些人中，谁是我们的读者？”
阿来坚持认为，不应拿“读者群体”这个模糊的概念来规制杂志的发展方向，相反杂志可以通过自己的审美来引导读者。他把阿西莫夫、卡尔·萨根等科幻文学大师的文章介绍给了青少年读者。科幻作家韩松认为，阿来时期科幻创作的文学性得到了增强。在阿来主持下，《科幻世界》的发行量从1998年的20万册，攀升至1999年的30万册，2000年突破40万册。
1998年，阿来的《尘埃落定》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首印后引起轰动，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公布期间，阿来正在南京的全国书展上摆摊，推销自己的杂志。
在《科幻世界》的十年，阿来成功将一本杂志推向了巅峰，见识了巨大的现金流和商业世界的运作逻辑。但他却经常觉得“没意思”，厌倦那些冗长的会议，有时借故离场，出去呼吸几口新鲜空气。最终，他选择了离开。
2009年，他出版了小说《空山》，又名“机村六部曲”（修订再版时改为《机村史诗》），记录了一个名叫“机村”的藏族村庄在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近半世纪的社会变迁。阿来说，这半个世纪，中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社会实验，从政治到经济。他自己所出生的偏远村庄也经历了这些深刻的涤荡和变化。
他认为，很长时间以来，对很多人而言，但凡关涉少数民族生活的书写，就只是提供了一个多样性文化样本，具有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意义。他想表现的是，机村虽然是一个藏族村庄，但不是一个异族文化样本。看起来具有强烈特殊性的机村，其实蕴含着更多的普遍性。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是现代意义上真正的“天下观”。
“愿你面前的道路是笔直的”
阿来身上似乎始终有一股“拧劲儿”。
25年来，“尘埃落定”这个成语经由他的小说进入人们的日常语境，似乎也成为围绕着他的一个难以打破的“魔咒”。
在看到《尘埃落定》的清样后，知名文学评论者李敬泽为素不相识的阿来写了一篇书评《为万物重新命名》。在那本书里，他看到了阿来的野心。前两年，在一次公开活动上，当被问到如何评价这本书在现代文学中的排名，已是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副主席的李敬泽说：“至少现在我可以差不多有信心地说，如果倒过来让我给1998年产出的作品排一个序的话，我能评出来第一名，那就是《尘埃落定》。”
这部小说被翻译成16种文字，其中不乏希伯来语等小语种。彼时文学界普遍将西藏视为一个神秘的异域符号，《尘埃落定》获得了诸多西方出版社的青睐。德国老牌报纸《南德意志报》评论，该小说把我们深深吸引到一个古老的世界，闻所未闻的残暴场面与对景色和女性的诗意描写交相辉映。
很长一段时间，阿来必须不断地谈“二少爷”的故事。他曾经抱怨，自己又“生”了好些孩子，说老实话有些还更好，但是大家觉得阿来写的就是《尘埃落定》。
有一年，《朗读者》节目邀请他做嘉宾。阿来请求，能不能选《机村史诗》的片段，甚至可以读别的作家的作品，然而节目组最后还是让他读了《尘埃落定》节选。
英文版《尘埃落定》（译名为《红罂粟》）的出品方准备预付高额版税，只为他甚至还没动笔的续集，但阿来拒绝了，因为“没意思”。从此，他再没写过麦其家的二少爷、罂粟花和那片土地上的战争。
《尘埃落定》现在的读者大部分是年轻人，比阿来期待的年龄层都要小，他们喜欢那种瑰丽宏大的场景，以及绝对的理想主义。一些成年读者则更喜欢阿来后面的书，比如为了纪念汶川地震十周年写的《云中记》，或者以广袤乡村为题材的《机村史诗》。
阿来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全职作家。“法国有个哲学家叫德里达，说现在有一种书写叫‘意义的空转’。发动机运转起来是为了驱使汽车往前走，但是今天我们有很多书写却无法驱动前进。”阿来说。他认为，意义来自新的方法，来自细致入微的观察。他现在的心态就像一个种庄稼的农民，在做一双鞋子或造一座房子，缓慢而微小，但感受是真实的。
他曾为虹影的小说《饥饿的女儿》作序，序中说：非虚构文学为何开始越来越多被有思想的读者喜欢，也许是虚构的文学正在大面积地从现实撤退，尚未撤离者也正以中庸的温情和精致的美学遮掩了我们共同经历过的生活的残酷与艰难。
阿来的办公室里没有奖杯和奖章，墙上有一个相框，里面是媒体对他的一篇访谈报道，标题是《愿你面前的道路是笔直的》。这是藏语中一句祝福语，意思是一生都在路上行走。
发于2025.6.23总第1192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沪深优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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